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警示未来，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2016年1月，我有机会沿“老路（滇缅公路）”从保山市的龙陵县到施甸县，对滇西的“路”、“桥”、“山”有了进一步的感知和思考，简记如下。

一、此路：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是一条因抗日战争而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与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作家白山在长篇报告文学《血线——滇缅公路纪实》中有过这样的问答：在中国西南,自近代以来，最悲壮的事件是什么?最恢宏的事件是什么?最壮烈的牺牲是哪一次?最巨大的贡献是哪一次? 答：都是修筑滇缅公路。在父辈留给我的记忆中，也曾有过这样的画面：以木炭为燃料的汽车，满载着军需和物资吃力地前行；有时遇到陡坡，还要以倒车或在车轮下垫三角木的方式来前行。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所购买的以及国际社会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当时中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滇缅公路的地理概念、主要意义和历史功绩是不该忘却的，这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生命之路、胜利之路、友谊之路更是应该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滇缅公路，是从中国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的公路，并与缅甸的中央铁路相连接。滇缅公路全长1147千米，其中云南段长959千米，由中方修筑；缅甸段长 188千米，由缅方修筑（实为英国负责修筑）。云南段又分成东西两段，东段从昆明经楚雄到下关，长410千米，虽于1935年基本建成，但路况很差需要改善；西段从下关向西经保山到畹町，长549千米，全部需要新建。滇缅公路全面开建于1937年11月，1938年8月31日建成通车；翻越横断山、高黎贡山等大山，跨越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据《云南公路史》记载，筑路死亡人数不会少于三千人，平均每千米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生命，伤残者不下万人；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公路；仅公路西段的土石方量就为1233万立方，建成大中型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143个。

滇缅公路，是一条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路，其修筑之难举世震惊，需要之急举世罕见，作用之大举世无双，特别是滇西各族人民仅用9个月就让昆明至畹町段建成通车，更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一些外国友人也赞叹这条“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可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当时的云南报刊也赞誉为是中华民族继长城、京杭大运河之后的又一奇迹。仅从1938年8月至1942年5月，国际社会就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达49万多吨，运送的汽车就多达1．3万多辆，运送部队9万余人，这几乎占了抗战中中国军队的物资和装备的一半以上。特别要提及的是从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分批赶回的3192名华侨机工，开动了滇缅路上近三分之一的汽车，与国内的约6000名机工并肩作战，日夜赶运物质；中国远征军也曾通过滇缅公路,先后两次入缅与日寇作战。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迫中断。盟国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史迪威决定修建了印度东北部雷多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来保障运输，这就是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其中昆明至龙陵、畹町段沿用滇缅公路。事实上，滇缅公路与当时的中印公路、滇黔公路、“驼峰航线”一道，构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运输大通道，有力地保障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

二、此桥：惠通桥

惠通桥，架设于怒江两岸施甸县与龙陵县的分界处，不仅是当时跨过怒江的唯一通道，更是一个改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拍格，全长3240千米（中国境内2013千米，云南段长650千米）。怒江的上游藏语叫“那曲河”，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进入云南境内后，奔流在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之间，平均高差3000多米，山谷幽深，危崖耸立，水流在谷底咆哮怒吼。面对日本侵略者，怒江恰似中华民族的水上长城，以气势磅礴的水流量庄严地宣示着正义的力量，让日本侵略者望江哀叹。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1931年邱石麟接任龙陵县长，多次函请缅甸华侨公会会长梁金山先生给予支持。1933年冬，梁金山先生在缅甸代聘的印籍技工和华侨技工到达龙陵，随后，所用的水泥、钢缆等建桥材料用马匹及人力也运抵工地。1935年1月14日，西式钢缆吊桥终于改建成功，成为当时怒江上第一座钢缆吊桥，并取名为“惠通桥”。在建桥耗费的8万银元中，梁金山先生的捐助约占三分之二。惠通桥此次新建在原铁链索桥位置上进行，桥塔为钢桁架，高7.85米，以4根28.75毫米钢绳为主索，锚固于两岸岩壁之内。桥面净宽4.35米，每次可通行7匹负重骡马(重约2吨)。1937年末，为了让桥与赶修中的滇缅公路相配套，又将其改建为10级荷载公路桥，每次可通行10吨卡车一辆。1974年6月1日，在惠通桥下游400米处建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箱型截面拱桥——红旗桥，至此惠通桥不再使用。惠通桥，是云南交通史和中华民族抗战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其钢筋混凝土桥塔和粗大的钢缆上仍散发出厚重的历史气息，仍催促着今天的人们不断奋进。

惠通桥，扬名海内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既是日军进攻中国的终点，也是中国军队滇西大反攻的起点。日本侵略者为了阻断滇缅公路，千方百计对惠通桥进行破坏，仅从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就对惠通桥进行了6次轰炸，共出动飞机168架次，投弹4000余枚。1942年4月30日，日军第56师由缅甸腊戍向中国滇西进犯，连续进占畹町、芒市等地。5月4日，日军攻陷龙陵县城，当夜占据怒江西岸的松山，先头部队推进到了惠通桥西侧。好在之前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时，留下了一队宪兵和工兵，并做好了炸桥的准备。5月5日，惠通桥守军在张祖武少校临危不惧的指挥下，于匆忙混乱中及时将桥炸断，使日军主力未能过桥。由于惠通桥的切断和怒江天险的阻隔，将日军突击昆明、直捣重庆的企图破灭于怒江岸边，历史的走向也在这里发生了改变。1944年5月，滇西大反攻开始，惠通桥仅用两个月时间就修复通车，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侵略军的灭亡。

三、此山：松山

松山，是高黎贡山山脉的一座普通山峰，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是龙陵县内第一高峰，海拔2690米，由大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它东距惠通桥31千米，西去龙陵县城45千米，耸立于怒江西岸，尤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需沿山盘旋40多千米，据山而守就能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松山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交通运输十分困难。因此，松山之战就成为抗日战争滇西大反攻和缅北战役中的重要部分和关键之战。自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撤退到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岸对峙两年。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历时95天。松山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中重要的山地攻坚战场之一，松山之战的胜利，为打通滇缅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序幕。

松山，昔日的战火早已经熄灭，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永远定格在这里。相信这场惨烈之战能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感慨：胜利真的来之不易，和平真的来之不易！在当年的松山，日军用两年多的时间修建了坚固的准要塞式防御工事，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8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堡垒互为侧防。整个松山战役共计大仗10余次（史有“十战松山”之说），小仗上百次，中国远征军全歼日军1260多人，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敌我伤亡比为1：6.2，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松山，现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1986年5月被列为龙陵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文化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滇西1944》等影视作品的拍摄场地。现在看到的战场遗址主要集中在腊勐乡大垭口村东、西两侧的松山山顶一带，在大大小小的高地上，当年的地堡、战壕、弹坑等随处可见，特别是松山主阵地中国军队用时半个多月所挖掘的坑道、隧道和大爆炸的炸坑仍清晰可见。在松山主峰子高地南侧几百米处，有一座与松山战场遗址遥相呼应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是由中国著名雕塑家李春华先生捐赠的，落成于2013年9月3日。雕塑群占地8400平方米，共有402座远征军白色雕塑，分跪射俑、炮兵俑、驭手俑、女兵俑、娃娃兵俑、驻印军方阵、盟军等12个阵型面朝松山战场遗址巍然伫立；并以真名实姓为戴安澜、孙立人、史迪威、付心德、刘桂英、鲍直才等50位将士塑像；正如李春华先生所说，“历史终将记住他们。”

（茅建华）